知识赛道悖论之年：“娱乐至死”的抗争

微信也要“付费”了。

1月15日，微信宣布订阅号付费功能正在进行灰度测试，符合条件的运营者可以对原创文章的部分或全部内容设置付费阅读，也让“知识付费”再度成为知识赛道的热词。

不过微信并非是第一个炒热“知识付费”概念的玩家，仅仅在2020年的跨年节目中，就有罗振宇、吴晓波等知识分子的“跨年演讲”，各种付费内容层出不穷。

与之对应的背景是，在信息大爆炸的当下，本以为新知识的获取迎来了“电梯模式”，只要连接了互联网就有源源不断的信息涌入。可在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里，想找到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却等同于“攀岩模式”。

同时信息的急剧膨胀和极其迅速地传播，让“知识就是力量”的旧秩序面临被异化、崩塌的威胁。而在求知欲的本能驱使下，越来越多人患上了“知识焦虑症”，在无限非我信息的洗礼中，像是一个恐惧黑暗的孩子。

流量左右的市场：都在琢磨如何“杀时间”

问题出在了哪？

互联网成了连接人与信息的主要渠道，但同时也是商业的修罗场。

过去20多年中，互联网让人印象深刻的无外乎一代又一代巨头的崛起与衰落，以及一个又一个造富神话的出现，而流量始终是左右格局变化的关键力量。

可在2016年前后，互联网的用户规模逐渐饱和，在“流量=用户数×用户时长”的规则中，尽可能多的占领用户时长成为一种共识，“杀时间”也就成了产品经理们讨论的焦点，内容娱乐化等趋势渐渐盛行。

2015年，由“GIF快手”变身而来的快手，终于赶上智能手机普及和移动流量成本下降的东风；2016年，网红papi酱凭借3分钟短视频的市场价值，获得了1200万的投资；同样是在这一年，今日头条内部孵化出了抖音，6个月后日活突破百万。

随之而来的，百度推出了好看视频和全民小视频，腾讯也再次启动了微视......

快手和抖音的快速崛起，代表了基于算法和短视频内容的“杀时间”模式的成功。这种方法论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进入视频时代之际，风头正劲：号召亿万网民参与者短视频的内容生产中，只要你的作品够“奇葩”，在千人千面的个性化分发机制下，就有机会在平台的助推下走红，然后赚到远比普通工作丰厚的回报。

在这样功利性的模式激励下，一场全民性的“造富梦”被唤醒。

结果就是，只要你打开某些短视频APP，无需刻意选择和搜寻，一个个活色生香、动感摇曳、搞笑逗趣的视频就被推到眼前，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获得愉悦感，可谓是现实版的“自嗨五分钟，人间两小时”。

一些人不自觉陷入了娱乐的“陷阱”，阈值被不断提高，不断寻求更“刺激”的内容得到快感，最终活在了精心编织的“信息壳”里；另外一些人试图打破既有规则，摒弃那些对知识结构无益的内容，进而在过载的信息中“挣扎”。

其实布热津斯基早就用“奶头乐”的理论警示过我们：

由于生产力的不断上升，世界上的一大部分人口将不用也无法积极参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为了安慰这些“被遗弃”的人，他们的生活应该被大量的娱乐活动填满，转移其注意力和不满情绪，避免少数既得利益者和大多数底层人士的冲突。

赫胥黎也曾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过这样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工业技术带来的娱乐和文化，不再思考。”

只是在流量为王的时代，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下，在“杀时间”成为互联网新法则的时候，“娱乐至死”早已盛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却迟迟没有到来，全民性的知识焦虑却是事实。

知识胶囊只是药引，一个“罗振宇”远远不够

短视频初兴的2015年冬天，罗振宇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自己的一场重要演讲。当年12月31日晚上，罗振宇登上舞台，以“时间的朋友”为题，开始了他的第一场跨年演讲，也开创了“知识跨年”的新范式。

某种程度上说，“罗振宇”成了知识付费的代名词，同行者还有吴晓波、樊登、李善友等等，他们信誓旦旦要“让知识成为每一个人的力量”，用高频发布的产品和巡演，按摩公众知识焦虑的痛处。

虽然有媒体用“降温”来形容2020年的知识跨年，但百度搜索指数诚实的反映了民意：“吴晓波”的指数环比增长了152%，“罗振宇”的指数环比增长更是高达477%，远高于去年跨年演讲时的搜索数据。也就是说，“跨年演讲”并不是一些媒体口中的讨论骤减、颓势立显，反倒是远远超过了去年的声量。

其次是门票的销售。吴晓波跨年演讲的票价从1980元到12800元四个档次不等，并且还吸引到了独家冠名商，收入恐怕不低于2000万，绝不逊于一线的顶流明星。而有电视直播加成的“时间的朋友”，内场席位卖到了4580元，即便是看台门票也高达880元，加上8个首席赞助和特约赞助商，收入可以比肩明星云集的跨年演唱会。

金钱可能无法衡量知识的价值，却是知识焦虑最直接的风向标，在信息过载的时代，知识付费可能就是“挣扎者”眼中的稻草。

许知远曾经这样评价罗振宇的生意：“一个卖胶囊的人，他把知识放在胶囊里面。”这句点评不可谓不精确，“知识胶囊”所针对的正是知识焦虑症。

罗振宇们提示了一种信息爆炸的生态景象和娱乐至死的危机，只不过他们搭建的还只是空中楼阁，而不是基础设施。这样的药终究只是治标，而不治本。

一方面，“知识胶囊”代表的二次贩卖的知识，并非知识本身，它起因于信息的碎片化，但却不解碎片化的问题——那些音频课程本来就是碎片化的产物而非解决方案，所以注定不是知识的完整面貌，甚至不是本来面貌。

另一方面，“知识胶囊”很容易生产大众与精英之间的“夹生饭”，对于垂直深入的需求它营养不够，对于广泛而不带功利目的的知识普及，它不接地气。

当然这不意味着“知识付费”这股风潮刮得没用。“知识焦虑”乃至“贩卖焦虑”或者说“知识付费”是一场合谋，是需求端与生产端的共识。虽然一定程度上可能藏着个人功利的私心，但到底是针对“娱乐至死”的一场抗战。

只不过，它不是“终极答案”。

关于“终极答案”：基础设施与劣币良币之争

赢得战役胜利的“终极答案”在哪？

或许存在于一个所有秩序的底端——基础设施。

时间回到新千年的开端。朴树在《new boy》中唱到：

快来把奔腾电脑

就让它们代替我来思考

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

轻松一下WINDOWS98

2000年的《New boy》，可以毫不费力地把热爱献给奔腾电脑和Windows98。在他的世界里，互联网还是那么新奇。那时候，互联网代表的是打开新世界的窗口，是包藏着远方的信息和知识的信封。

正是在2000年前后，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公司相继建立。1997年网易成立，1998年搜狐、新浪、腾讯成立，1999年马云创立阿里巴巴，2000年，李彦宏在北大资源宾馆创建百度。

网易、搜狐、腾讯、新浪四大门户，以及以搜索起家的百度，他们解决的，正是人与信息的连接问题，是入口和距离的平等——让每一个PC终端的用户，都平等拥有获取信息的权利和机会。

在此后的许多年，百度创始人李彦宏曾经多次讲述百度的创业初衷，他提到“让人们最平等便捷地获取信息，找到所求”，就是百度从创立之初要实践的使命。

（编辑：温州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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