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18日：任总接受BBC采访纪要

　　45、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之前说您的领导风格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西方的鼓舞或者从那里面吸收了灵感，整个欧洲历史哪一块对您的领导风格影响最大?为什么您对此这么有兴趣?现在西方对华为有这么多的抵制，您是否改变了您的初衷?

　　任正非：我觉得，英国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因为英国这个国家建立的君主立宪制——“王在法下”，皇帝在法理之下，法在议会中。皇帝不是最大的，要受法律的制约;第二，皇帝不是最大的，要受议会的集体表决，形成了平衡的社会。英国的光荣革命350年没有战争，非常发达，造就了英国的今天。它对我有影响。

　　第二，清教徒飘洋过海到美国去以后，实际上是继承了英国法律，但是美国国土很大，扩张很快，特别是进军西部时非常混乱，因此不可能把法律制定得非常细致。英国把法律制定得非常细致，细致到很多细节都规范好了，创新动力就减弱了。美国在大框架管理上是有很规范的体系，但是末端放得很宽，美国社会就很活跃。

　　我们就学习这一点，我们公司把大制度管得很死，到末端百花齐放，允许你规模化发展，造成华为公司既有序、又民主、又自由，然后华为公司被外界看起来是奇迹。

　　其实就是学习了两个文化：一是，英国的文化，把主干文化一定要管得很清晰、很标准;二是，向美国学习，把末端文化很开放，允许开放、允许竞争，不把规范做的很细致。这都有影响。西方很多哲学、很多东西有很多丰富的内涵，所以我们在学习中还是起到很大作用。我每天写的文字中，既有规范的，又有诙谐、调皮、活泼的语言。

　　因此，看我的文章，慢慢看，有人就看懂了，可能就上来做骨干了;有人没看懂，就在下面继续活跃。所以，华为公司就构建了一个有序的组织。

　　记者：非常感谢您的时间，我们的问题已经问完。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要跟您继续聊的话可以聊一天，个人的角度来看现在面临的处境还是比较艰难的。

（编辑：温州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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