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怼怼
一
大年初二的晚上，我问父亲有没有指甲剪，他翻了一会抽屉递给我一个，他和我说，这是他父亲生前一直使用的一个。爷爷走了七年，父亲用了七年，是一个产自上海的指甲剪。
原本口味有点独特的一个细节，却让我对原本无感的春节有了些许动容。爷爷没有去过上海，生命最后的好几年，受疾病所困大部分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村里的很多老人也是一样，地铁、飞机，他们或许从未见过。他们到了老年，才正开始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成果。而此时，他们的天职仍是在养育下一辈或下两辈的后代。
孩子们长大了，逐渐飞离，归巢的机会越来越少。老人们，节俭朴素一生，为这个国家培养了发展的后备力量，自身不可避免渐渐老去。
很多乡村，一般老人在去世之前，就会备好给自己的棺材。去年，我们这里，实行了火化这种文明的殡葬方式，以及统一的公墓管理。这也意味着，很多备好的棺材不需要了。看着棺材被毁掉的那一刻，听说很多老人都流了泪。
虽然是一个90后，但我能理解那种心情，传统的破旧的那些事物，对老人而言，很多时候却是一种坚守。传统浓烈，亦有不少传统被重重撕裂，这个过程，很多时候也藏着一个国家文化结构和伦理结构。
念书、结婚和养老这样的根目录的问题，依旧困扰着这里的人们，只是换了一个现代的面孔而已。那些奔波在外的青年、少年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春节前夕风风火火赶回家乡。打工的少男少女利用一年仅一次的空隙，在长辈的参谋下加入相亲大军，结婚生子，一派欢庆。
我想，不止这里，那里的乡村和城镇也一样，我们都在苍茫的时间里迷失和找寻。
二
今年从上海回老家，我想体验一下，家乡的火车站。所以选择了从杭州东站转车，然后就有一趟高铁直达鄱阳县。虽然，体验并不太好，这个车站距离鄱阳镇还是有些距离。
一个安慰是，正在推进的昌景黄高铁竣工后，鄱阳人从自家门口到省会南昌只需要半小时，到上海三个半小时。
鄱阳县并不出名，但说鄱阳湖大家一定都知道，世界第二大淡水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我从小就经历过坐船的年代，因为生我养我的地方「莲湖乡」是鄱阳县里的一个岛乡，四面环水。
六百余年前，饶州三十万移民从鄱阳县莲湖乡瓦屑垻出发迁涉到湖北、安徽，莲湖乡瓦屑垻也成为明初中国两大移民集散地之一，瓦屑垻记录着大移民的历史。这也像是一种历史的隐喻，春节就是国人的一次归家迁徙。
修桥修路修高铁，对于一个小岛来说，是走出去的基础设施。
1998年，「世纪洪水」侵袭而来，中国一场特大洪水使全国两亿多人口受灾，数百万军民与洪水进行了殊死抗争。后来，很多位记者集结除了一本「世纪洪水」的长篇纪实作品，再现了当年长江、洞庭湖、鄱阳湖、松花江、嫩江各流域抗洪抢险激烈悲壮的真情实景，对各流域的抗洪历程进行了记述，对根治水患这一中国国情中的重大课题进行了反思和探讨。
一场洪水，引发了我们这一次地势由低至高的短距离迁徙，曾经错落的房屋得以井然有序，各村形成了「四望湖集镇」。不过，物质匮乏的先天短板却依然顽强伫立，不少「现在的中年人，曾经的年轻人」无奈中远走沿海发达地区谋生，挣金赚银。
他们进入了哪些城市，做什么样的工作，如何流转，如何经历苦痛与挣扎，很多时候，就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切面。
后来我才知道，1998年，我们这些人在经历世纪洪水的洗礼时，世界上另外一些地方，正在经历互联网泡沫，同时也在创造新世纪的互联网。那一年，Windows98横空出世，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在加州郊区的车库内建立了谷歌，华裔青年杨致远将雅虎的业务带入中国……
在中国本土，搜狐问世，新浪诞生，马化腾注册了腾讯公司，北漂创业的马云带着团队去长城散心……这些在后来影响国人春节收发红包的企业，都是在1998年诞生。彼时，我们无法知晓20年后，微信红包和集五福成为了新的春节标配。
当互联网和乡村文明的发展被置于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时，一切都那么奇妙又唏嘘。道路越来越宽了，交通越来越便利，社会福利越来越科学，孩子们能给老人们的钱越来越多，能陪他们的时间越来越少。
三
家乡的小学、初中，越来越气派，教舍比小时候临时租用的民房先进许多，配合着中考实践科目的需要，理化实验室这样的配置亦渐趋完备。硬件成熟的同时是生源的流失。从初中到小学，甚至幼儿园，大部分家境还不错的学生都会被送至城里念书。
家长租房、陪读，家境好一些的纷纷在城里买房。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移民国外，中国的很多地方、很多方面便是如此尴尬，还没有得以充分发展，便没有了“人气“。
中考过后，学生大致有三条路可走：外出打工，考得好的进入重点中学，考得一般的去私立中学或技校。城乡差距正逐步缩小，但对于刚进入都市的学生来说，要融入进去多会经历一段阵痛。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基本就和小学、初中同学断了联系。一些同学没有念高中，有随父母亲戚外出打工的，也有独自去横店闯荡的，有一些念了高中但没有考上大学，也都各谋出路。
就像新华字典1998年修订版有一句话，「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即便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但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自我经验，导致一种难以互相言说的隔阂。你可能笑他看不穿，他可能觉得你太疯癫，不如在两个平行世界互相祝福。
没有了社会交际，于我而言，过年的百分之八十就是「宅」。在上海工作了五年，我甚至开始认为，什么时候，中国人能不把「过年」当「过年」才最好了。
就像春节期间流传较广的那一段话，「上海人不过年是真的，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事可以做。过年就是比谁年夜饭的酒店订得早，然后躺在家里看朋友圈欣赏全国各地的人是怎么过年的。我们不忙春运，又不能放鞭炮，也不爱看春晚，没有习俗，也没用土特产，家里亲戚少且关系没那么好，路上没有店也没有人。」
不过，这只是对发达城市的一种原始「嫉妒」。过年的一部分含义其实是「过关」，不需要过关的生活，当然令人羡慕。但我内心其实清晰知道，能拥有从乡村走向城镇、二线城市、一线城市，再从一线城市回到乡村的「闭环」经历，是一种挫折，一种成长，也是一种幸运。
（编辑：温州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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