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八点健闻，作者 | 周琼，编辑 | 季敏华
春节长假后第三天。吴然（化名）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回到家里，一头倒在沙发上，“瘫”了两个多小时，才昏昏然爬起来，为自己煮了一碗面。
吴然是深圳市福田区一家三甲医院的内科医生，连续两天门诊，每天接诊量超过80人。候诊人数太多，来不及问清病情，就得凭经验和直觉，迅速开药。看着病人们心怀期待而来，却犹豫忐忑而去，她身心俱疲。“没把别人的病治好，自己的病倒快整出来了”。
这样的生活，她已经过了9年。“越来越不知道做医生是为什么”。
她留意到，刚被纳入立法程序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办医促进条例》（建议草案）有一条写的是，“鼓励社会力量举办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给予社会办医疗卫生机构举办的社康中心房租补贴，标准与公立社康一致”。
她说这个条例，暗合她的理想。她很期待有一天，在政策的支持下，找个地方，与三五同道，一起开个全科诊所，慢慢地、全然地为病人看病，有时间，有空间。“那才是为医之道、健康之道”。
立法：民办、公办医疗平起平坐
今年1月23日召开的深圳市人大六届七次会议上，一份关于制定《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办医促进条例》的议案被大会采纳，被列为一号议案，并进入立法程序——这是中国社会办医第一次进入地方立法程序。
值得关注的是，与绝大部分立法项目不同，这项立法建议并非由政府部门提交，或出自地方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中的项目，而是由代表了社会办医群体利益的人大代表发起，经过三年持续不懈的提议，终于在今年被采纳。
议案发起人是深圳市人大代表廖志仁。他的职业身份是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副会长、深圳非公立医疗机构行业协会会长、深圳华侨医院董事长。建议提出后，获得了23位人大代表联名附议（10位以上代表联名，“建议”升格为“议案”）。
议案由1500多字的建议内容，加一个5000多字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办医促进条例（草案）》组成。通篇读下来，可以总结为三大诉求：为社会办医谋求平等地位、政策扶持及自主权。
《草案》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办医疗机构应与公办医疗机构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等的政策待遇。
如在土地供应、医疗服务准入、医保定点、医务人员职称评定、等级评审、科研、教学和学科建设等方面，民办医疗与公办医疗一样，依法享有平等权利。
扶持政策方面，《草案》提出，对社会办医疗机构执行与公立医疗机构相同的收费政策和标准，对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对社会办营利性医疗机构减半征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对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免征企业所得税，对社会办营利性医疗机构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草案》提出要依法保障社会办医的自主权。如社会办医可按照经营目的，自主申办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保障社会办医疗机构的举办者、医务人员和患者的合法权益。
《草案》也提出，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公益性质的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并享受同等的房租、医生补贴等政策支持，鼓励有资质的人员依法开办个体诊所。
针对那些侵犯患者合法权益、败坏整个行业声誉的民办医疗机构，议案提出要从依法而行，加大监管和惩治力度，“以免全行业都跟着躺枪”。
“必须从法律层面来保障一个公平、安全的运营环境”，廖志仁说。
痛点：“我在你眼前，你却视而不见”
是什么催生了这个议案？让廖志仁为首的人大代表们锲而不舍，连续三年提议立法？
“从政策层面上来说，对社会办医的发展已足够重视，”廖志仁告诉八点健闻，2010年11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2014年1月，当时的国家卫计委（现名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均提出要完善和落实优惠政策，消除阻碍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政策障碍，确保非公立医疗机构在准入、执业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
在深圳，于2017年1月1日起施行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亦对社会办医清理了一些“路障”。对社会办医的财政补助、医疗用地、医疗服务收费及用电、用水、用气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
“但事实上，政府在区域卫生规划和区域医疗机构设置规划中，还没有真正将社会办医纳入规划中。大型公立医院快速膨胀，优质医疗资源高度集中，民营医院的生存空间被高度挤压”。廖志仁说，与20年前相比，社会办医变得越来越艰难。
据统计，截止到2017年底，深圳的社会办医医疗机构共3554家，其中医院91家。占全市医疗机构总数高达70.03%，已成为全市医疗服务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门诊量、出院量仅占全市总量的22.0%、11.9%——深圳的情况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政策越来越好，但民营医院走的越来越辛苦了。”另一位深圳民办医院的负责人说，最好的地段“都已经被公办医院通吃掉了”。过去，在城市的某些边缘地带，还有不少空间容许民办医院去填补空缺，“可是现在政府投资的力度很大，到处建大医院，公立医院本身也在到处扩张，留给民办医院的空间越来越小，我们真实的感受就是困难。”
卫生一直是深圳这个年轻城市的短板。为了争建卫生强市，深圳于2016年提出，在五年内新增12所三甲医院。“其中有两家已经动工的三甲医院，就建在另两个民办三级综合医院的旁边。”这位负责人说，他感受到，尽管政策上提出要将民办医疗纳入规划，但事实上政府在作整体规划时，对民办医疗机构依然“视而不见”，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
在用地上，他们也感受到了政策与实际操作上的不一致。
深圳市人民政府2013年批转深圳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鼓励社会资本举办三级医院若干规定的通知中提出，对社会办三级医院用地，要优先纳入深圳近期建设与土地利用规划年度实施计划，享受医疗用地地价优惠政策。
“实际上现在所有的土地都给了公办医院，没有给民办医院预留空间——民办医疗仍然没有被纳入到规划中”。这位负责人透露。
“大家都说民营医院不要跟公立医院同质化发展，要错位，要发展高端医疗，可是人才和科研力量都垄断在公立医院手中，民办医院也不是想错位发展，就发展得起来的。”他说。
他看到，在公办与民办医疗之间，存在两套体制：一个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强力推进；另一个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自生自灭。
难点：产业化背景下的公益事业
同一个产业，两个运行体制。这正是中国医疗、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的现象。看似荒诞不公，却有其历史渊源。
（编辑：温州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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