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几十年前，一张《花花公子》的封面女郎照片成为了一项对互联网意义深远的技术的样本。她是计算机工程师眼里的神话人物，是互联网的“第一夫人”。但是最近又成为了被激烈争论的技术原罪的客体。她究竟是谁？她有着什么样的人生？《连线》杂志设法寻访到了现已67岁的封面女郎，为我们揭开JPEG守护神的秘密。
每天早上，Lena Forsen都会在专门为“互联网第一夫人”定制的一口黄铜木制座钟之下醒来。
这口钟是20多年前由图像科学与技术学会（Society for Imag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赠送给她的，以纪念她在塑造我们所熟知的数字世界当中无意间扮演的关键角色。
在一些计算机工程师看来，Lena是一个神话人物，一个相当于Woz（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或者Zuck（扎克伯格）的名人。不管你认不认得她的脸，你都已经使用过她帮助创建出来的技术；几乎你拍的每一张照片，访问过的每一个网站，分享的每一个迷因等，都欠了Lena一点点的债。但时至今日，作为一个生活在自己国家瑞典的一位67岁的退休人员，她仍然对自己的名声感到有点困惑。“我只是很奇怪这怎么就没完没了了呢。”
Lena的偶像之路始于《花花公子》的页面。1972年，21岁的时候，她以十一月女郎的身份出现在杂志上，除了一顶太阳帽、一双靴子、一对长袜以及一条粉色围巾以外什么都没穿。
大约6个月后，一份同期的杂志出现在了南加州大学信号与图像处理学院，当时Alexander Sawchuk和他的团队正在找一张新的照片来测试他们最新的压缩算法——这种算法会使得笨拙的图像文件变得容易管理。而Lena在《花花公子》上的那张照片，由于有着复杂的颜色和纹理，成为了完美的候选。他们撕掉了头1/3之后，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模数转换，然后将512行扫描的结果保存到Hewlett-Packard 2100上。
USC非常自豪地将结果的拷贝交给实验室访客看，很快，这位扭头越过香肩风情万种地望着你的年轻模特的图像就成为了一项行业标准，经过数十亿次的复制或分析之后终于变成了我们今日所熟知的JPEG图像。据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学院的编辑James Hutchinson说，Lena对于工程师而言，相当于“丽塔·海华斯之于二战时躲在战壕里的美国大兵。”
他们为她写诗，给她的肖像添加优美的花纹，还给她的照片插页起了个昵称：“The Lenna”，给人以文艺复兴肖像画的感觉。在1973年的电影《Sleeper（沉睡者）》里，当主角在2173年醒来时，他被要求辨认过去的一组图片，其中就包括了斯大林、戴高乐以及Lena的照片。这些日子以来，尽管她的图像大多数是出现在媒体研究摘要以及码农的论坛上，但被普遍认为是互联网史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不过Lenna成为论战的来源的历史，几乎跟她被计算机科学家当作偶像崇拜的历史一样长。罗彻斯特理工学院院长David C. Munson爵士在1996年的时候写道：“我曾听说女权主义者提出这个图像应该退役了。”但19年后，Lenna依然非常普遍，以至于弗吉尼亚州的高中毕业生Maddie Zug都不得不在《华盛顿邮报》上写一篇专栏。她解释说，这张图像引起了她所在班级男生的“性评论”，把它继续放在课程里面已经成为一个更广泛的“文化问题”的证据了。
UCLA的数学教授Deanna Needell也有类似的大学回忆，2013年她和同事进行了一次无声的抗议：她们买下了男模Fabio Lanzoni大头照的版权，然后用来替代Lenna的作为其图像研究对象。不过最严厉的批评也许来自于《Brotopia（男性乌托邦：摧毁硅谷男孩俱乐部）》的作者Emily Chang（彭博女主播）。她在开篇中写道：“Lena照片的使用泛滥可被视为技术产业内部行为的一种先兆。在今天的硅谷，女性是二等公民，而大多数男性对此视而不见。”在Chang看来，Lena的裸照被撕下然后扫描的那一刻是“技术原罪”的标志。
不过这场关于lenna的论战里面显然少了一个人的声音，那就是Lena本人。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开口已经是1997年的事情了，就在那次会议上她被授予了自己那个心爱的座钟。
据前图像科学与技术学会分会会长Jeff Seideman回忆，Lena的出席引起了他的同事的一阵骚动。他告诉我说：“虽说听起来很蠢，但他们都很吃惊她居然是个真人。而且其中一些人看她的照片都看了有25年龄，她已经变成了那幅测试图像了。”从此，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上出现了数十亿用户，数万亿的照片，已经没有人再关心她对自己那张照片及其争议性的来生的看法了。
我是在一年前开始寻找Lena的。作为第一夫人，她出奇的难找。经过一系列徒劳无功的搜寻之后，我发现她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15年，所谓“特邀嘉宾”出席魁北克城举办的一场图像处理会议。活动照片显示，她在耀眼的年轻的自己的投影下登上了讲台。我联系了会议组织者，对方说他们已没有她的联系信息，那个安排她参会的人已经死了。最后会议主席Jean-Luc Dugelay同意帮助我联系lenna。不过他警告说，Lena可能会拒绝见我。他写道：“她现在不想跟这一切有任何瓜葛。”
在斯德哥尔摩一个闷热的夏日，这个技术原罪的客体就是这么向我走来的。她让我到Stureplan跟她见面，那是一个热闹的中央广场，位于这座首都的一个高尚社区之内。我在一个大型的蘑菇状公共雕塑下面等着，因为那里有我迫切需要的遮荫。附近的一栋建筑上，数字公告牌闪现着三星S9+的广告，展示着它那锐利的摄像头。
很快，两位年纪比较大的女性出现在一条小巷。Lena带了一位朋友过来，我想应该是为了确保我是个安全的对话者。她身穿黑白相间的太阳裙和一双粉色的勃肯鞋。她把白发往两侧裁短了，逐渐收敛成优雅的穗状，闪亮的修剪过的指甲跟她的鞋子显然很搭。“我是Lena，”她说着，伸出了她的手：“有什么可以帮你的？”我们一起步入到附近的一个高端商场里面，在一家时尚的咖啡厅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坐了下来。
我们从开始谈起。在高中毕业后，Lena就搬到美国以互惠生的身份替她的一位亲戚工作。她打算在那里呆一年，但后来变成了8年。到了1971年时，新婚的她在芝加哥住了下来，努力想让自己收支相抵。她当时的丈夫鼓励她去跟一家当地的模特公司签约。“我不够高，没法做很多的时装表演，不过我做了一些珠宝和平面模特的活，然后就跟《花花公子》联系上了，”她说：“他们希望我能给他们做个封面。”然后被介绍给了一位叫做Dwight Hooker的摄影师，后者问她对拍点“花花公子照片”有没有兴趣。她告诉我说：“其实我对这个一点概念都没有。但我的丈夫却认为这很酷，而且还有钱拿，当时我又没有多少钱。”
（编辑：温州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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