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陈黎芳：一个公司技术好就要害怕它吗？

另外，为什么说5G更安全呢？我们在使用3G、4G时发现了一些有风险的场景，那我们在5G研发的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在标准上、技术上下工夫。比如，在传送过程中对数据进行加密，这种加密能力甚至可以抵抗住未来量子计算机的攻击。再比如，我们对用户的个人数据也要进行加密保护，这就能够有效防护伪基站或者对用户位置信息非法的截取。

消费者也可能会说，为什么一定要用新技术呢？因为新技术给人更好的使用体验。比如，下载图片会更清晰、下载速度更快，用VR时也不会觉得头晕。另外，在一些极端的工作场景下，5G技术的运用还可以避免人身危险，人们只需要做一些远程的控制就能完成工作。

其实，华为5G跟加拿大颇有渊源。虽然华为的5G研发在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很多地方都有部署，但是我们研发团队有两个负责人恰好都是加拿大博士。其中一位是男士童文博士、一位是女士朱佩英博士。所以我的加拿大同事们经常跟我说，华为5G是加拿大的Homemade 5G。

我们不仅最早在加拿大开展5G研发，也针对加拿大的特点专门开发了解决方案。比如在北方地区，如果用传统的卫星，网络质量和信号差；如果用光纤铺开，成本又太高；因此，我们提出了5G空中光纤，这可以提供高质量、高品质的家庭宽带服务（WTTX），成本也仅仅是其他方案的三分之一。当然这种解决方案不仅适应加拿大，也同样适应各种偏远地区，以及面积大、人口少的发达区域。

美国低估了华为的团结意志，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

记者：我知道华为在技术的研发方面投入非常多。比如像刚才讲到的，当很多人还没有想到5G的时候，华为已经走在前沿开始对5G进行研究了。我的问题是，现在有一些运营商和国家面临被迫不能使用华为设备的压力。如果这些国家或这些人最后决定不采用华为设备，这会对华为的业务产生什么影响呢？

陈黎芳：现在主要是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这对华为正常的商业运作产生了很大的干扰。这种行动在全球来看都是罕见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华为的5G商用合同在全球最多，5G部署和技术成熟度也最领先。我相信大家都想尽早部署、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每个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消费者，都一定会基于他们自身利益来做选择。所以我并不会特别担心。

记者：但是比如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决定排除华为设备了。您不觉得这是个风险吗？

陈黎芳：实际上，现在做出决定的国家只有美国和澳大利亚。但是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其他国家情形是不一样的，全球有30亿人使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我们有着30年良好的安全记录。

和我们合作的运营商都有几十年的专业经验，它们一定会选择一个最适合的、最安全、最先进的设备供应商。我相信他们会继续选择华为。因此，我对您的问题并不特别担忧。

记者：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并不完全是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工程师决定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政客在制定相关决策。你们对此一点都不害怕吗？美国正在对盟国施压排除华为的技术。比如，现在加拿大对于是否允许华为参与5G部署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你们是否担心这个问题政治化，工程师的意见反而会被束之高阁？

陈黎芳：我并不害怕这一点，虽然美国政府的行为确实罕见。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美国可能有点低估了华为的团结意志，也有点低估了其它国家的政府、企业和民众自身的判断力。美国并没有拿出事实，只是拿一些观点和猜测去影响舆论，我觉得它的影响力并没有它想的那么强大。

您提到了加拿大。华为在加拿大目前大概有1100多名员工，2019年还计划新增200个就业岗位。除了提供网络产品和服务以外，华为在加拿大也有大量的研发投入。过去十年，华为在加拿大已经累计投入5亿美元的研发经费。其中，单就2018年便投入了1.37亿美元。同时,我们还支持加拿大大学的研究项目。

我们和Telus和Bell的合作历史也超过了10年,并采用政府主导的安全审查机制（SRP）来保证加拿大公民使用的无线网络的安全性。这个安全保障机制的功能就在于保障加拿大人民能够使用安全的网络。面向未来，我们还会持续遵守这一承诺。

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如果把网络安全当做技术问题来看待，其实非常简单、非常好解决。

记者：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华为呢？

陈黎芳：我也不清楚美国政府为什么会害怕我们这么一个小小的公司。一个公司技术好就要害怕它吗？好像这个逻辑也不太成立。就像虽然NBA联盟球队主要是美国球队，但加拿大多伦多猛龙队也可以打的很好；高科技行业中可以有美国公司、欧洲公司、加拿大公司，难道不能有一个中国公司吗？

记者：现在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指出的一个具体问题就是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他们担心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太亲密，会受到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他们还具体指出了中国的《情报法》，据说这一法律会强迫华为交出华为在网络上传输的信息，您对这个说法有什么回应？

陈黎芳：您说的这些观点我也读到过。我也理解这些担忧。就像我第一次读到美国的云法案、澳大利亚的AA法案。这些法律要求企业安装后门、搜集他国的数据信息，我对此也特别震惊、特别担忧。

华为的做法是，我们从创始人到每个员工，都可以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诺，无论任何情况，我们都拒绝任何政府的装后门、收集数据情报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记者：您觉得怎样才能做到您刚才所说的这种“拒绝”呢？因为华为是在中国运作的，需要符合中国法律。我们昨天去了华为的网络安全实验室。你们也提到华为业务的运作需要遵从所在国家的法律法规。那么，中国政府这样的法律法规，华为怎么可能不去遵守呢？

陈黎芳：刚才讲了态度，接下来讲行动。首先，一定要构建自己的网络安全能力。比如，上个月我们宣布过我们初始启动20亿美元投资，用于提升我们的软件工程能力、安全可信能力。

另外，网络安全能力和水平还需要较高的标准和透明的第三方验证。华为经受住了像加拿大的SRP、英国的OB，以及德国的波恩测试中心的严格测试。这些都是政府主导的检测认证。华为也参加过第三方独立的评价，比如美国的Cigital。在一起评估的公司中，华为有12项优于业界平均水平，其中9项达到业界最高级别。

您提到的中国法律，我们请教过法律专家做了认真的评估，中国政府也多次对该法律进行了澄清。比如，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在德国慕尼黑安全峰会上作了专门的澄清。另外，外交部发言人也专门澄清过两次。前两天，人大的发言人也再次清楚地表明中国没有法律要求企业安装后门，中国没有法律要求企业搜集别的国家的信息和情报。

华为过去没有收到过中国政府提出的这样的要求，未来即使收到无论是来自中国政府还是其他国家政府的要求，华为都会拒绝，没有什么做不到。

（编辑：温州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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