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汪：3次归零，才有了10亿美金的华米 |

编者按：在华米之前，黄汪开过3家公司，赚了很多钱，也悉数赔光。如今，华米成了最成功的小米生态链公司之一，迎面而来的却是更多的不确定性。

（华米CEO黄汪）

一

22岁时，黄汪有些纠结，考研还是去华为？

按原计划，他会选择考研，在中科大读了4年的微电子，他想转去读本校的计算机研究生，导师也已经联系好了。可计划赶不上变化，当他看到华为在学校打出“年薪10万”的广告时，他犹豫了。

临门一脚是同学踢的，“他拉我说一起去面试吧，我们关系挺好，一想我也去试试，然后手写了一份简历，又找导师写了推荐信，说这个同学干这个事儿这些工程什么挺好的，就去面试了。”

后面的剧情很烂俗：黄汪上了，同学被刷，而他拿着这份不菲的offer，想法也变成了“先工作，然后再考研也可以。”

虽无法考证，但与黄汪有相同心路历程的人显然不在少数。

“加入华为的一个部门，会发现隔壁的人是清华的，这边是北大的，那边是交大的，这边是复旦的，这边是南大的，有点像高考刚考到大学里面，这是哪个省的状元，这是哪个省的金牌银牌。华为当年基本上把中国所有一线高校的毕业生都招过去了，我们在华为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黄汪把这种工作经验比作另一次求学，

“同事关系都非常好，有点上下铺的感觉，我说我想出来开个公司，干这个、干那个，他们就帮我出主意，大家都挺有梦想的，只是有些人觉得自己不适合创业。然后到了1998年年底，我就觉得不能老想啊，先出来再说吧。”

这时候，黄汪给导师打了个电话，

“我觉得在这儿每年拿10万块钱没什么意思，还是想出来，觉得创业比较有意思。我跟他描述，每天早上，我记得那个时候是8点半上班，晚上8点半到10点半之间不定期出来，每天都见不到太阳，我说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

“导师怎么说？”

“他也没说什么，就说你再想想，打了电话不久我就已经冲回合肥了，出现他面前的时候他很惊讶，问我你离职了吗，我说我离职了。”

二

黄汪是广西人，更喜欢南方的饮食习惯，之所以回合肥，有两个原因。

“合肥的生活成本低，工资成本也低；又靠近母校，可以招很多兼职，原来的老师、师兄也在，相当于依靠高校创业。

那时候没孵化器，也没有那么多的VC，如果在深圳创业，第二天交不起房租就得睡街头。在合肥如果实在不行，同学还在学校读研，我去蹭学校宿舍都没关系，学校食堂吃饭一顿就几块钱，这种是没问题的。”

创业的动机也很简单。当年求伯君做的WPS，以及史玉柱开发的汉卡，对黄汪来说就像可以触及的Facebook和Google，所以能不能像他们一样，“干一款产品，影响很多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不过显然，他低估了这件事情的难度。

“对我来说最大的冲击是，一开始觉得创业只要把产品干好就能干得很好，顶多应付一下工商税务。但是当你组一个团队的时候会发现，事儿干得差不多的时候大家各有想法。”

第一次是负责销售的合伙人出走，说要回深圳：

“当时就傻了，我没卖过东西。只能坐在卖东西那小姑娘旁边，她一边跟客户打电话，我一边给她递小纸条，听客户怎么问，我就写你应该怎么说。”

第二次是负责硬件的合伙人出走，说要去读研：

“这个更惨，我想可能一个月都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有个师弟，我发现他原来是搞软件的，怎么也能画电路图，也能做板子，然后我想我也不比他差，就咬牙从画电路图开始到做电路板出来。”

经历了两次“高层动荡”，黄汪觉得应该感谢母校，“中科大有这个传统，很多课都得学。电路设计、软件，还有基础的物理课程，包括量子力学这些。”

而最后他发现，“软件、硬件、销售自己都干过，一个人也能做这个公司。然后公司就开始赚钱了，开始招人，各种招人。”

三

“第一个公司做得很好的时候，所有的包括全球Top5的芯片公司全找到我们。

第一个是摩托罗拉半导体，当时我们已经是他亚太区最大的合作伙伴，我们所有的工具都用到了它的芯片和处理器，他们会基于我们整套东西加速他们客户的研发，中兴、华为、联想，还有全中国所有的电子专业、通信专业、电子工程专业都用到了这套工具。”

对产业造成的影响让黄汪很有成就感，不过他也为自身的局限感到困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家公司。

“第二家公司是帮OPPO、蓝魔、魅族做MP4的产品设计，基本上也卖火了，OPPO投了这么多电视广告都为了这一个产品。

那时候也很舒服，每年几千万也赚到了，但这种成功都是在一些细分领域上的成功，我总觉得怎么就做不大一个很好的呢？到第三家公司的时候就想干一票大的。

其实也是很自然的延续，MP3没有屏幕，有的是一块小屏幕，MP4屏幕更大，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很多用户说能不能在MP4里加个蓝牙连手机，或者做成一个PDA，搞个音乐视频都能看的。

我们是第一个真正在这么小的数码产品里，能够解码各种播放格式的。开始是Flash格式，后来各种格式的大家都在下着看。我们把这个技术给了OPPO，然后就自己开始做平板电脑。

2009年开始做平板电脑，业内非常震惊，我们出第一款产品时iPad都还没出来，我们自己有整套基于Linux图形界面的系统，然后从2010年开始就转向 Android。

当时小米还出过一个叫小米司机的软件，那个软件可以查你违章多少次，我们找小米谈，说你能不能把软件预装在我们这儿，我付钱给你。

就觉得自己很牛逼，很赚钱。到2010年最赚钱的时候，还投了电影的贴片广告。那个时候电影的贴片广告整个市场还在尝试，也不贵。”

人是有惯性的，两次扶危楼于将倾，两次账面上成功的创业，黄汪并不认为外力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直到平板市场急转直下，他发现自己根本没那么多钱去做品牌转型，或继续投入。

换句话说，“2011年、2012年开始下滑的时候，前10年所有的积累都搭进去了。一夜回到解放前，你发现自己还是玩不起。”

四

谈到第三家公司时，黄汪多次用了“悲惨”一词。

“我们发现在平板上做了那么多技术创新，最后都没什么用，一个产业不行的时候，你怎么弄都是大势所趋，都是不行，就这么一个情况。

每天晚上只要想一下，会发现自己花了几千万，就这么两年，所有的这些坑，都千真万确地影射到脑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一清二楚。”

公司离倒闭最近的一步，黄汪走到了拖欠工资。

“我们分批次的，越是基层的员工越立刻发，比如说当月或者是第二月就发了，然后中层干部就谈话，说迟两个月再发，核心高管我给你2000，你别想了，就这么熬，分层次熬。”

那时候，平板电脑市场的衰落是可被感知的，最明显的信号便是，iPad成为了苹果所有产品线里唯一不增长的。而在那个点上，黄汪决定了要转可穿戴。

“2013年1月，我从CES回来，立刻组了个队，最核心的那拨人就干手表去了，分一点人继续卖电脑，也不能停，因为这是当年的现金流水，我们自己的品牌渠道都还要靠平板电脑。

转可穿戴，才有了当年9月份的Zwatch。

在合肥创业就有这个好处，相对一个稳定的封闭的环境，还能熬到那个时间点，在这么拖欠员工工资的情况下，把智能手表做出来，卖出去，还赚了一些钱。

但是转可穿戴，我们有一个害怕的地方，可穿戴在2013年非常热，而且Fitbit，Jawbone那个时候融到的钱非常多，所以我们想我们又是一个小本经营的方式继续做，会不会做着做着又不行了？

其实在做第一个公司的时候，我们就跟IDG谈过，IDG没搞懂这个东西，当然他们的判断也是对的，这个东西做不大，但是这个公司可以在一个专业领域活得很好也是对的，我就说你爱投不投，你不投我们也做得很成功。

然后继续做第二家公司，又做大了。

我形成了思维定式，干嘛找人投资。回过头你看我们这个圈子的公司，包括魅族找什么投资，最后找马云去了，为什么要找马云，不还是缺钱嘛，你跟更大的巨头PK的时候，会发现不在同一个维度。

所以到了2013年下半年，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融资，没找小米，但最后恰好是小米投我们了，这个很有意思。”

五

“其实在2013年我们找投资人的时候，都问我如果小米做了你怎么办，我后来回答这个问题，干脆说小米投我们做，这就不是问题了。

不过还是看不同的投资人，像再之前，人家问腾讯做了你怎么办，同样的逻辑嘛，你做APP的话或者一个互联网业务，腾讯做了怎么办，总有办法。你只要是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玩过这个产业，很熟的，你就知道该怎么办。

反正我觉得，小米什么都有可能会做。

MIUI的初创人员孙鹏是我校友，也是中科大的，那次我记得他是到科大讯飞出差，在我公司附近，就顺带到我们这儿来转了一下。

（编辑：温州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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