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言往事和赵嘉敏的十年

到 2009 年中，译言的财务收支基本上持平。不过当时译言的团队很小，而且我自己不拿薪资，一个月的成本也就在五六万左右，加上译者报酬，也不会超过 10 万。所以收支平衡的说法，鼓舞士气的成分更大些。 

▲ 2009 年译言团队的全体成员。

但当时的态势确实还不错：译言的知名度在上升;一些投资机构也开始接触我们，讨论投资的事情。

今天回过头看，我当时对于形势的判断有些盲目乐观。第一，译言的三个创始人里只回来了一个，而且没有一个相对控股的股东，这对投资人来讲是个不好的信号;第二，我还是没能充分意识到国内审查制度的严厉性。

译言早期的时候，七八成的内容与科技和创业相关。跟《卫报》正式合作后，《卫报》中文版就挂在译言的域名下，每天有二十多篇时政相关的内容发表出来。一下子，社会时政类的内容就成为译言一个很大的板块，跟科技类平起平坐，各占四成左右。

我们心里很清楚，帮助外媒敲开中国大门，这事比较敏感。所以我们有意识地跟一些中国官方机构和政府部门合作。当时，驻英大使发表在《卫报》英文版上的文章，中文稿会拿给我们发在《卫报》中文版上。这些合作让我们产生了一些虚幻的安全感，自以为只要谨慎些，这个领域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太天真和无知了。

2009 年的时候，我还提过一个思路，就是把译言的社区看成一片土壤。这片土壤上可能长出各种树木，我们可以通过少量参股的形式扶持和参与这些项目。但这个想法只跟个别股东私下沟通过，没有得到积极的反馈，也就没有提交到股东会层面上，不了了之了。2010 年李艳波和刘成城创办 36 氪之前来找我聊，我建议他们将来可以走创业孵化平台的道路。当时我也建议东西的股东们投一些给 36 氪，不过没有得到响应。而我自己那时候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只好作罢。

/ 03/

分家、出走和关停

▲ 与卫报合作不久，译言便面临着分家的风险。

2009 年中，陈昊芝突然提出，译言的发展速度太慢，要求改变经营思路和方式。我当时很意外——离二月份的股东会过去才不到半年，股东会定下的方案我也在努力执行，而且译言各方面看都在往上走。我之前一直很尊重和信任陈昊芝，像跟投资人接触这样的事情都交给他。这次他突然发难，我跟他产生了比较大的争执。但更让我意外的是，张雷和赵恺都支持陈昊芝。

国内的其他小股东试图调和。陈昊芝便提出了将公司业务一分两半，他带着商务另立公司，剩下的社区业务则留给我。我一是觉得译言不能分家，就像当时一个股东说的，一只小蚂蚁还要剁成两半，各自挣扎;另一方面，当时也有些赌气。于是我跟股东们提出，那就让陈昊芝来做译言的总经理吧，我分管社区和外媒业务就好。后来的实际情况是，我辞去译言总经理后，能做的事情只剩下《卫报》中文。那段时间天天跟《卫报》中文团队做选题，给译文挑错，跟译者沟通，倒也没闲着。

2009 年 11 月中，我们跟《卫报》的第一个合约期满。陈昊芝代表公司跟《卫报》谈判续约，未能达成，具体原因我并不完全清楚。我和《卫报》中文项目的三个编辑处在了 “失业” 状态。由于我跟陈昊芝的紧张关系没有任何缓解，公司的其他业务我也被完全排斥在外，于是我给股东们写了一封邮件，表示要离开公司。股东们做了一些挽留;但我当时认定，出走是唯一的选项。就这样，我跟《卫报》中文的三个编辑离开公司，创办了东西网。虽然选择了出走，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情绪都非常低落和郁闷。

▲ “东西网” 目前并入译言网，称为 “东西文库”。

东西网还没有上线，另一个决定译言命运的事件就发生了。11 月底，译言网站突然被关停。这次关停的原因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书面的通知和说明。因为当时已经离开公司，对整个经过也不是很了解。但陈昊芝和当时的译言团队确实承担了很大压力。也因此，12 月初东西网上线的时候，我们尽可能地低调。曾有译言的股东劝我们不要在这个敏感时刻上线，但我坚持按原计划行动。

就这样，到 2009 年 12 月初这个时间节点上，译言在见证和参与了中国互联网黄金十年的最初三年后，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双重作用下，遭遇了第一次重大挫折。

/ 04 /

回购译言和电子书出版

（编辑：温州站长网）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网络，其相关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若无意侵犯到您的权利，请及时与联系站长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