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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短工时代

发布时间:2019-02-21 05:37:31 所属栏目:教程 来源:AI财经社
导读:撰文/ AI财经社 麻策 编辑/ 赵艳秋 01 加入短工大军 三年多前,50岁的张家口人张永军打算转行了。 那年,他大女儿在天津的工作稳定下来,小儿子进了衡水的封闭中学,他把自己开了多年的大货车卖了。 张永军在工地上已经开了20多年的大车。1992年,他开着拖

但是,这对于步入中年的韩雪不一样。她在一家老牌外资科技公司安稳地做了10多年公关,工作内容相对固定——媒体宣传和会议组织。过了35岁之后,跟她关系不错的女上司就找她谈话,善意地建议她“应该对自己有长远的职业规划。”但公司并未对她这样的岗位设有晋升通道。她听得出来,这是老板在暗示她可以找找新工作。

“公司需要保持活力。”韩雪明白,“在很多事情上,年轻人要比老员工更积极、更听话。”她的工作内容也并不存在高门槛,联系媒体采访,做PPT、易拉宝,或在会议上配合老板的PPT调亮或调暗灯光。“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干上一两年完全能做。”

“白领们面临的尴尬是,企业的一些职位并没有一个显著的技能差。一旦你到了50岁、40岁甚至是30多岁,如果新的大学毕业生能胜任你的工作,精力比你好,又比你便宜,公司就会辞掉你。”而在企业中,这样的职位似乎并不少。

事实上,那些拥有相对高门槛的技术从业者也面临“短工”窘境。几年间,技术迭代速度之快,让程序员们都感觉有点跟不上了。从云计算到大数据再到人工智能,发生在短短几年内,以至于学校还没有建立好相应的专业,行当就有了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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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当下的程序员,比起掉头发,更担心掉队。

在一家科技巨头公司工作的40多岁的软件工程师顾伟说,本以为到了他这个年纪,应该是某个项目的资深人士,但无奈这5年企业经历巨变,他经历了安卓软件开发、数据中心、自动驾驶等数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业务转换。

“我们个体要保持灵活,不断学习新技能,经常考虑新机会,多多接受新挑战。这是我这几年的体会。”顾伟说。在言语中,这位沉稳的工程师用了“不断、“经常”、“多多”这些非常积极的词汇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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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队人,不是一家人

2009年,硅谷的Netflix(奈飞)公司在它的文化手册中发布了一个信条——我们是一队人,不是一家人。它与上世纪90年代美国公司推崇的文化大相径庭,当时著名的惠普之道曾以保障终生雇佣为荣。

但事情正在发生巨变。Netflix的文化准则如今已成为“流传到硅谷外最重要的文件”,上传的PPT的下载量超过1500万次。这背后根本的原因是,像通用汽车、微软那样可以创造长久、可靠利润的生意已不复存在,许多公司甚至都没有盈利,它们不得不压低开支,也要建立新的雇佣关系。

无论你愿意不愿意,过去坐在办公室中的白领们,可能要像Netflix那个红宝书里所说,不用哀叹终生雇佣制的消失,自己的成长由自己负责,把自己培养成为书中推崇的“渴望接受挑战的成年人”。在他们长达40年的职业生涯中,可能会面对几十次工作选择,并在企业雇佣和自我雇佣之间转换。

而从事临时工的工人,可能没有因为共享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到来,让境遇变得更好。甚至围绕短工经济的福利和保障,正面临越来越多的争议。其中最核心的是,谁来承担责任?

2014年9月16日,美国洛杉矶一名Uber司机将Uber告上了法庭。司机认为自己是Uber的全职司机,应该受到正式员工待遇。但Uber不承认与其有劳动关系,并拒绝支付该司机认为拖欠的劳务等费用。近一年后,加州劳动委员会作出判决:二者属于雇佣关系,Uber需履行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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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判决被认为是共享经济行业面临的重要拐点。这意味着Uber司机将可以享有带薪休假以及最低工资保障等福利。2016年,英国就业法庭同样在一场纠纷中判定Uber应将司机视为公司正式员工,而不是“独立的合作伙伴‘’。

中国也在2016年推行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十八条规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应与接入的驾驶员签订多种形式的劳动合同或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先有美团、后有滴滴,国内的共享经济平台也先后为服务者提供获得保底工资的机会,但条件极为苛刻。以滴滴为例,司机一年之内不能请假超过6天,每天在线听单不能少于10小时,最近7日成交率达到90%......这些要求,恐怕只有钢铁侠才能完成。

中新和普公司顾问吴彩云告诉AI财经社:“共享用工和企业正式员工的边界很模糊,虽然前者也有收入分配的事实,但本质已发生变化。在整个过程中,双方是合约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我们把它看成一个社会用工再分配更严谨一点。”

在她看来,共享用工实际上变成了一个自雇者。而作为自雇者,挑战的将是他们个人的基本素养——你有没有未来就业的风险意识,另外,你知道你的未来在哪吗?”换句话说,你要为自己负责,这也对共享平台的服务提供者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吴彩云还认为,目前欧美判例对国内借鉴意义不大。

“国情不同。”她说,“在中国,这种新生的工作方式,其实是搜集了大量不能稳定就业的闲散劳力,首要解决的还是就业问题。”

在一些人看来,新生的用工现象已经代表了社会的进步。但如果把新生现象连带的全部责任过重地捆绑在某些平台,那可能会直接扼杀了这些作为小组织体的新生力。

“事实上,像滴滴这类共享经济企业做不到,目前的盈利模式也不允许它们给予数量庞大的服务人员以正式员工的福利待遇。”一个共享经济行业从业者对AI财经社说,“它为了防止这种风险到自己身上,它甚至会被破停止商业活动,停止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反而在开倒车。”

如何在鼓励社会进步又不扼杀进步动力之间寻得一个平衡点将是一个难题。“当组织和个体力量不足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国家、社会层面统一共识,这取决于国家、社会、企业组织对社会责任是否有长远的追求。”该从业者对AI财经社表示。

而一位企业家也表示,日本国民健康保险的运作机制,是我们可以去研究和探索的。这种强制性的国民保险,金额根据每人每年缴纳的税金而定。它给予了在日本工作生活学习的所有人一种社会福利和保障。

无论怎样,我们不得不重新看待就业和雇佣关系。今年夏天,美国将重新拍摄1980年第二卖座的电影《朝九晚五》的一个续集。这部电影讲述了工作不安稳、可以轻易地被取代的短工时代。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不太可能回到过去朝九晚五、企业为家的日子里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企业和员工、平台和自雇者将会开启一个“没有朝九晚五”的雇佣关系和雇佣文化。

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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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温州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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