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贬值的时间到升值的空间

近二十年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作为设计类型，“厂房改造”也逐渐更名为“工业遗产再利用”，这是大时代辩证思维的体现。

URBANUS都市实践应该是第一波介入到这个专业领域的设计机构，事务所的第9个项目就是北京“京东方”工厂园区的改造建议。那时还没有出现要创造798工厂新生态的艺术家们。

事务所的深圳办公室虽然是从公寓楼起步，但早早地迁入了华强北工厂动迁后腾空的多层厂房，后来又成为由我们自己设计的、康佳工厂改造而成的华侨城创意园的第一个住户。深圳办公室所经历的这两个厂区也是深圳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产业空间置换的典型案例。

北京办公室诞生于由“北京电视设备厂”改造的“天海商务大厦”，现在又迁入由“北京胶印厂”改造的“77文创园”。北京办公室所经历的两个厂区都位于北京东城区的胡同片区，是在古都北京城市功能在工业化和去工业化流程上演绎的典型案例，有着非常离奇的时空穿越感。办公地点带来的这种在工业遗产中日常工作的环境，也使我们对这个设计领域有零距离的体验。

天津中北镇美亚厂房改造（改造前）图片来源: URBANUS都市实践

天津中北镇美亚厂房改造（改造后）图片来源: URBANUS都市实践

近十年前，基于一定量的设计经验的积累，我们在《时代建筑》上发表了题为《制造历史——旧厂房的再生》的文章，提出要关注新兴的创意阶层，通过对工业遗产的再利用，培养符合他们身份的、亚文化的新型城市空间，并以此来推广市民化的使用者参与、多元化混合社区、非精英化的街区历史保护等新型的城市有机更新理念。这也是URBANUS都市实践一以贯之的“城市介入”策略在这一领域的延伸。

近年来，随着解决中国城市化问题从粗线条野蛮生长向更专业化、精细化设计的变化，工业遗产再利用更成为城市更新中很热门的话题。但要演绎好这个话题并不容易，除了工厂先天复杂的设计条件，思考参数也越来越多：从政治、政策、法规、股权、产权、投资等自上而下的因素，到运营、客户、受众、时尚、参与等自下而上的因素，都在考量建筑师的魄力、眼力和能力。另一方面，随着创意阶层越来越成为这个建筑类型的使用主体，甚至是积极参与设计的主体，使工业遗产再利用的设计在优秀作品不断涌现的同时，又有肤浅的网红化和虚假的符号化趋势。所以有必要通过再总结实践经验，对这个设计类型进行理论化的思考，为设计提供系统化的策略。

北京第二热力厂改造设计图片来源: URBANUS都市实践

从社会生产视角来理解工业遗产再利用

建筑师初遇任何一个改造旧厂房项目，难免会被生产空间的力量感、厂区的废墟感所感动，并很容易马上激发起浪漫的设计构思。这种直觉的情怀是需要的，但它往往会弱化了对这类项目纵深向度的思考。

工业遗产不同于其他文化性的建筑遗产，它的本质是社会大生产中重要的生产资料，同时也凝聚了社会的生产关系。

之所以能够作为遗产，更多的原因是出于一种灰色的无奈：或许是因为土地政策而无法被推倒（例如，我们北京办公室所在的两个厂区都是位于胡同保护区，如果拆迁，不可能还原回原来的容积率），或许是因为土地没法上市（这在近年内出现的开发量负增长的城市中较多见，例如北京、上海），或许是因为土地变性是个死结……另外一种原因是随着798 之类改造项目的网红化，一些工厂被有意地遗产化，而变成主题公园式的开发项目。再一个原因是在开发的过渡期为节约成本和时间，临时征用现成的建筑，这在楼盘的销售中心中比较常见。

无论如何，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验证了在新型的后工业城市形态下，已经终止的工业时代旧的生产空间依然有生产能力，而且对于新兴的社会业态而言，这种生产能力不仅仅是生产产品，还要生产产品的消费者。因此，工业遗产再利用需要梳理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社会生产问题。

张江水泥厂改造地块城市概念设计-新旧对比 图片来源: URBANUS都市实践

工业社会是人类进入现代性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这个以物质生产为第一目的的阶段中，人类为生产而生产所能忍耐的一切痛苦，似乎在我们今天的后工业社会中都忍无可忍了；同时，人类为生产而设计出的一整套生产程序，似乎在我们今天的后工业社会中都要重新格式化了。这意味着即使我们接受了前一个时代的物质遗产，也不得不对它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而这种彻底性的立足点应该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要洞悉的是工业时代社会生产的立足点。要制造这样的产能，需要高度的生产纪律性和生活组织性，需要把生产者细分化到一个整体之中，以最大化集体的力量。因此，不难理解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把专业分工作为提高生产力的基石；而泰勒（FrederickWinslow Taylor，1856—1915）更用管理的科学化来极致化专业分工，通过研究每个劳动过程的动作与动机，把生产拆散成可用时间标准量化的个体劳动任务，以获得整体的最大效率。

福特（Henry Ford，1863—1947）把这样的思想实现在工业生产线上，并被整个工业界效仿，形成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可以概括为工业时代基本生产特征的“福特主义”（Fordism），它的基本特征是：第一，通过标准化流水线式的大规模生产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通过高资本、高技术的垄断竞争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第三，通过国家干预政策与福利国家制度来调节社会生产的供需矛盾；第四，劳资之间形成有利于维系社会生产的新型谈判机制。

天津中北镇美亚厂房广场改造后轴侧图图片来源: URBANUS都市实践

从第三、四个特征可以看到工业时代并不是唯生产力论的，它在小心翼翼，或者说兢兢业业地把生产者绑架到这台剥削生产者的机器上，时刻警惕着从社会生产关系的内部产生这种生产的掘墓人。因此不难看到，在早期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E. L. von Bismarck，1815—1898）用普鲁士军事化的组织模式来制定商业社会规则，用国家背书的社会契约来保障劳动力的供给。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研究资本主义时，大力挖掘新教精神，来解释为什么在从事“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事业同时，个体的追求依然有正当性，以及个体如何最终要依赖于一个理想的官僚科层社会。泰勒也只是把他制定的科学管理方法作为一种工具，而他所追求的精神价值在于生产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要有全面的心理革命，停止对抗，同向而行，协同盈利。

（编辑：温州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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