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飞刀走穴”，要么多点执业，医生与院长的“较量”还在继续

《细则》本意是要绕开院长审批，打破医师流动僵局。就在广东卫生厅即将向全省系统发文的前一刻，深圳市政府以深圳市法制办的名义，紧急将该《细则》的报备从省厅撤回。时任广东省卫生厅主持医改的副厅长廖新波透露，“该方案在卫生部的内部会议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反对者认为步子迈得太大了。”

“假如你是卫生厅长，你希不希望全省的病人都集中到广州来看病？假如你是县卫生局长，你希不希望你县里的病人都跑到省里去看病？”那几年，廖新波不断呼吁放开多点执业，让医生流动起来。

一波三折。到了2016年，深圳市卫计委官方宣布，本地注册医师多点执业不再需要经过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的审核同意。随后，广东省即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深圳的网上备案制。

深圳与广东之外，浙江省也早在2017年国家层面政策全面放开之前，探索医生的多点执业乃至“自由执业”。

2014年10月，浙江省卫计委发布省内《医师多点执业实施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当地医师欲多点执业，只需在多点执业所在地的卫生主管部门登记备案。对于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重点或紧缺专业的医技人员，可在浙江省内任一医疗机构内执业，无需办理多点执业登记——此为“自由执业”。

公立医院：要么放手，要么协商

从地方到中央，政策逐步放开是一方面，医院的阻力是另一方面。

2015年，在中国医院院长年会上，北京某三甲医院院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在目前分级诊疗完善之前，大医院患者数量不减的情况下谈多点执业“不会有好结果”，“没有哪个公立医院的院长，会允许他的全职职工去搞多点执业。”

面对多点执业在政策上全面放开的大趋势，院长们的心态十分复杂，主要有四方面的担心：

一是担心没人干活。“如果医生要出去两天，我是不同意的。”一家三甲医院院长说，“国外可以自由职业，但国内公立医院只有一种用人方式——全职。从管理者角度来看，医生和我签的是全职合同，却有近40%的时间在外面。那谁来填补这些工作量？”

二是担心不好管理。“院长们能容忍‘飞刀’，不能容忍多点执业。这是因为，多点执业是明目张胆地把旗帜亮出来，这就意味着军心是动摇的，都是跟院长对着干。给人感觉，这个队伍散了，不好带了。”

三是担心“白培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主要模式为“5+3 ”，即一名合格的医生除了要接受五年的医学教育，还要在医院接受三年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多数院长认为，多点执业导致公立医院对医生的培训白费了，使医院在人力资源上的投入回报率降低。

四是担心患者分流。医生外出一般有三种情况：政府指令，医联体之间的流动，主动受聘到民营医院。“政府指令，院方不会有意见；医联体之间的流动，可以把基层患者引流到大医院，院方也没有意见。但大量优秀的医生主动受聘外部医院，把在原单位看不完的病人，分流到签约的民营医院去，院长们就会紧张了。”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原院长段涛说。

要多点执业不是不可以，先把分内之事干好再说——这几乎成为所有公立医院的共识。但如何区分本职、分内工作，成为一个模糊地带。为此，公立医院在“反多点执业”上有过一些“土政策”。

北京同仁医院两位主任，因未经批准多点执业及分流病人等原因被处分。医院决定免去二人主任职务，取消2016年度评优评先资格，分别扣罚12个月、10个月的奖金，并将二人相关违纪问题移送市卫计委医政部门处理。

2017年，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的精神科主任胡一文，因多点执业被医院通报免去了科主任职务。根据医院通报，胡一文未经医院允许到民营医院兼职坐诊，违反了医院《关于严禁在职职工擅自在外兼职的有关规定》。

这些院长们制定的“土政策”，在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曾其毅看来，都是“小鸡肚肠”。

“我在担任院长的时候，就不反对多点执业。”曾其毅谈到，医生要成为大专家，需要病例去磨砺。如果本院手术量不够，专家到外面去做手术，这有助于医生水平提高。“这个医生在外面出名，无形中，是给医院的品牌贴金。”

在曾其毅看来，医生们在哪里执业，是受市场供需规律的影响。院长应该去想法子，怎么才能留住人才？

段涛在院长任期内采取的办法是，允许医生完成本职工作后，一周中有一天到一天半的时间去多点执业。“单单堵是没用的，医生还是会偷偷跑出去飞刀或会诊。飞刀的医疗事故风险太大；而同意他们会诊，需要每次签单子、盖章，是件麻烦事儿。办了多点执业后，起码对医生有了法律保护。”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做法比较开明。“我有好几个同学在那工作，他们在很多地方执业，甚至开医疗机构。快到了退休年龄，院方会定好年薪，再协议好，一个星期看多少专家门诊、完成多少教学任务。”曾其毅说，这些医生往往对医院感激不尽。

总之，面对多点执业，院长们无外乎两个选择——不放手或放手。不放手，就干脆利落地解聘——“你必须在我这全职，否则就不签约”；放手，就是和医生们谈条件——“如果院长想留住人，可以提高福利待遇，或者谈好多点执业的时间范围。”曾其毅直言，多数院长要么怕得罪人，要么不愿管这个事，就把责任推给了社会。

“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医生们的外出执业，院长们都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某三甲医院的医生透露。

于是，也就有了多年来，一方面多点执业推进不力，一方面“飞刀走穴”大行其道的局面。

医生：两种选择，两种心态

面对多点执业政策的逐步放开，也面对长期以来院方的复杂心态，医生们也在基于自身的利益，作出自己的选择。

政策的松绑并没有让陈阳动心。从一个二本的医学院全科专业毕业后，她在老家的基层医院实习了一段时间，有了想去大医院的念头。于是，她发奋苦读，考上了梦寐已久的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的研究生。

当她再次毕业，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报到时，穿上医院发给她的白大褂，她冲进厕所哭了。没有谁能知道，为了踏入中山三院这个大平台，她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有过怎样的焦灼。因为太需要这个平台，陈阳因此暗暗地下决定，要好好在医院里学本事。

现在，她已经是一名主治大夫。谈起多点执业，她摇了摇头，“我是个年轻大夫，临床技能还需要提升，多点执业并不利于知识的沉淀。因为很多医院的诊疗思维、用药习惯不同，年轻医师去多点执业，学习过程可能会太乱。而且，年轻医生并不一定能找到好的执业平台。要是给院长知道，也不好解释。”

于是，她不愿离开医院平台，更愿意留在医院里，走发SCI（科研论文），升专家、教授这条路。

（编辑：温州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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